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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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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读书人的节操——读梁巨川先生遗书有感,兼伤时局[霍韬晦]  

2016-08-31 15:22:24|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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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按:1988年)梁漱溟先生逝世,论者以为中国读书人失一楷模。梁先生一生忠于中国文化、忠于其所学、死生贯彻,大义凛然,虽其敌人亦敬重之。这不是学识问题,虽然梁先生是一学者,而是人格问题。艾恺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即就其秉持的文化所陶养的人格说。

梁先生的铁铮铮的风骨究竟是怎样锻炼成的呢?当其幼年,童蒙入学,无人不接触中国文化,为什么只有梁先生能表现儒者的刚健呢?是不是梁先生特有一种超凡的气质呢?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圣贤豪杰,是不是都从天生的呢?亦即气质的偶然呢?

这个问题,我常萦脑海。最近我翻阅日本友人和埼博夫印行并送赠给我的《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突然明白过来,我终于确认了文化和人格的关系。

这本书,标题为《一个读书人的节操》,副题为「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梁巨川,即梁漱溟先生尊父,一九一八年投北京净业湖自杀。当时被认为是清朝遗老殉清,而革命、共和的旋风正席卷中华,所以梁巨川先生之死,在读书人中确引起波澜,但其苦心造诣,并未为世人所知,甚至不为世人所谅解。七年后,梁漱溟先生集资刊行先父遗书,巨川先生自杀的原因方披露于世;但以时局动荡,人心浮嚣,一般人多未有注意,且《遗书》以财力所限,印数极少,终于湮没无闻。不想巨川先生死后六十年,岁经一甲子,这一本《遗书》却在日本有心人的追寻之下重新出版,并由儒学研究者池田笃纪先生译为日文,景嘉先生作序。我读后,不止生大感动,而且起敬:人世间果有所谓道,昭临于社会、民族、历史之上,非也此耶?一书之刊行事小,其所展现的人心的普遍价值却大,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格的冒起,比甚么都来得珍贵。同时,通过对《遗书》的阅读,我知道一个伟大的人格如何滋养和起步。

首先,关于梁巨川先生的自杀,《遗书》已自言:「非以清为本位」,乃「以义为本位」;殉清是「本其幼年所学,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巨川先生认为「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这一番话,不止今人不能了解,即当时人亦不能了解。依民族观点,推翻满清是恢复汉统,汉人岂有向满人尽忠之理?其次,君臣关系(或宾主关系)不过为雇佣性质,或契约性质,并无先验的必然性。若工作不如意,可随时转换;利害当前,亦可随时背弃。因此,巨川先生不是愚忠,就是奴性太重。然而巨川先生并不如是想,他首先看到当日政治的败坏,「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不知信义为何物」,所以他要「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由个人信义的丧失,而引致社会涣散,国家解体,这是民族死亡的先兆。「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所以巨川以死相谏,非所以谏君(当时清帝实已逊位多年),而是谏我中华民族,勿忘民族所赖以站立的道德人格。中国历史上,朝代兴亡之际,臣死君,君死社稷,亦非殉一姓之义,而是群体精神人格凝聚的表现,必如此刚烈然后可以惊鬼神。故一民族之能悠久无疆,首先须有此内敛的精神力量,则外力无论如何强大,亦临之不惊,撼之不动。正如杨家兵马,可以战至最后一人。若以利相从,则临危之际,必然各自逃命。所以巨川先生之忧,是忧民族从此散亡,故藉殉清以刺激人心。巨川先生云:

清国之亡,无一殉者。此非人不殉清之征,而实中国立国之道,将绝于人心之征也。……中国者,我三古之遗传,万年不改之国也。国何以不改,有立国之道以维系之,故能不改。清国已亡,无须恋惜;民国未亡,若不重此立国之道,促使国不国,岂不大可痛乎?

这一段话,沉痛以极,亦剀切已极;无论何时读之,亦可以长养志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记得梁漱溟先生在晚年曾引用此语以拒绝批孔,在对中国文化的忠诚上,他们两父子的确相互辉映。所以,说巨川先生殉清,并不恰当,他是藉中国文化所滋养起来的人格来为民族今后的生存呼唤。今天,我们或许不能同意巨川先生的自杀行为,但绝不能怀疑它的价值,亦绝不能轻诋它的意义。对于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无人能够对别人选择的死亡方式妄下一语,随便的批评很容易流于轻佻。巨川先生如此忠于他自己的所信,我只有敬重而不敢多言。

我想说的是人和文化的关系,或民族和文化的关系。一个人生下来,是赤裸裸的一无所知,若无文化滋养,不能成人,所谓「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但光是外在的礼乐熏陶并不够,必须进至人格的养成,所以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方为成人。巨川先生便能做到「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才是真有信守。人若无信守,他的生存便是四不像,随风飘荡,任外力宰割;不但不能抗衡外力,而且为自己的改变寻找借口,将之合理化。到此,文化的力量便已穷途。文化不再是人生的旨标,文化不在揭示人生的价值;反之,文化变成人谋私欲的工具,庄严的言辞已藏欺枉,这便不只是个人生存的虚假问题,而是民族生存韧带的断裂问题。对此,巨川先生是知之甚深,故愤慨一死,以求一阳来复。这是中国文化的「道成肉身」自动背负民族苦难的十字架。

或许此中亦有气质问题:巨川先生的刚烈,是否出自天上?但我认为气质本身只是一生理倾向,生理之事与价值无关,所以不能成就具体的文化理想;理想的建立是整个民族历史文化智慧的累积与洞见,它不但不从气质生,而且是把气质带上光明之路,以成全它的强度。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刚烈的人,在全无文化理想的指引下做有内涵的表现,如有,亦只是偶然,因为他在作此选择时全无义理上的根据。

从梁巨川先生,我想到梁漱溟,他们都有其刚烈,亦有其信守,古人所说的「幼承庭训」,今人所说的家庭教育,实在十分重要。「居敬而行简」,以身作则,儿孙即景从。观梁漱溟先生在《遗书》卷末的「思亲记」中,述及巨川先生「孝于其亲,慈于其子,胞与乎天下」,并举生活琐事引证之甚深;最后还说「世无以梁漱溟之负教不才,而没父之楷则焉」。盖梁漱溟年轻时向佛,涉于数理之学,又崇尚泰西,故自省「罪弥天地」,但终于承认:「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饥溺恻怛、精诚之所诣,终启儿子矣。儿子虽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亲之志?」我相信这是由衷之言。

人格的养成,固从文化来,但若无典范,文化的理念便是空悬。中国历史上自先秦以后,便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依不同的文化理想激励而出,大局如可为,当仁不让;如不可为,则退而守节,绝不依现实利益而放弃「平生之言」。人格树立,就是因为有信守;民族不亡,就是因为有共同的信守。梁巨川先生、梁漱溟先生在个人的人格上,已经做到了,但我们这个民族呢?却还在分崩离析中。近数十年,中国人不断去国,读书人亦不再读中国之书。民族人心并未因梁氏父子之节操而有所悟,反而更向下沉。这股狂飙何时始已?无人可以预言。我不敢责同胞去国,在这个家不家,国不国的时代,如果在自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读中国书,守中国风俗,则宗庙的依恋亦是徒然;然而,若以移民为合理,更为之推波助澜,则是莫大的悲剧!不过在最严峻的时刻,两相权衡,则文化的信守比国籍的信守更重要。但要做出选择,亦只有自己直下承担,而更无其他理由所说。道德不能外在化,一切都只能归于自我要求。只要人心不死,无论流向何方,仍有希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最重要的是文化相承不断则虽身居异域,仍然不损将来的复归。这是我读梁巨川先生遗书所引发出来的有关于当世海外中国人的处境的感想,许多话未能作进一步的论证,只是直泄而出。读者知我谅我,不尽所言。

 

 

 

                       九零年三月六日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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