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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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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錢穆是新儒家嗎?——讀余著記錢穆先生學術有感之二【霍韬晦】  

2016-08-27 15:30:22|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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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學術》一書中給我最大的震撼不是錢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問題,而是由此取向,錢先生何以與其他同時代的為復興中國文化、抉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的戰友嚴分界線?此意錢先生生前未明白道出,但在其高足余英時先生筆下,則將之理解為錢先生不入「新儒家」門戶,並且對大陸及某些海外學者把錢先生劃入「新儒家」旗下表示異議,認為非錢先生之學術觀點所能接受。余先生竟由此而觸發他對新儒家思想體系與心理構造的質疑,語多譏刺,已溢出原題範圍。要寫回應,亦須另文處理。此處我僅就錢先生是否列屬新儒家行中表示私見,尚祈識者賜教。

 

要解決上述問題,從思考方法上,首先當界定「新儒家」的標準。但「新儒家」並非一物理事件,可以通過自然科學的觀測方法來給予定位;它是一種人文現象,因此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文化學者都可以各有自己的一套觀察;初步看,很難取得一致的定義。余先生自己列出三個標準:

 

一、任何二十世紀的中國學人,凡是對儒學不存偏見,並認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

二、以哲學為取捨的標準,只有在哲學上對儒學有新的闡釋和發展的人,才有資格取得「新儒家」的稱號;

三、熊十力學派中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余著書頁五九)。

 

據余先生說,第一種用法流行於中國大陸,但由於標準太寬,即使可以把錢先生收列在內,亦「空洞無意義」;而第二義強調哲學,與錢先生之史學家身份不合,何況錢先生論學,一向避免使用「哲學」這一概念(晦按:此則未免以指代月);至於第三義的新儒家,是「海外流行的本義」,「當然更不能包括錢先生了」,因為「錢先生和熊十力的關係,依照傳統的說法,是所謂論學之友,但兩人論學見解頗多不合」;換言之,錢先生和熊十力是平輩論交,怎麼會是「熊十力學派中人」呢?

 

由於余先生對新儒家的理解方式是如此,雖舉三義,而實質上是想把新儒家局限在熊十力的門戶中。因此余文花了很大的力氣來說明錢先生治學無門戶之見,其學術心態與熊十力的唯我獨尊不同。為了進一步說明兩人的區別,余文對熊十力乃至宋儒某些人物的承擔道統的心理進行了分析,評為「自我無限擴大」,是一種「良知的傲慢」,其偏失與西方現代「知性的傲慢」相當。這就不免推論過甚,切離民族文化的處境,孤立地評價某些人物的心理狀態,然後用以概新儒家之全。我想這至少已失錢先生教國人讀史須有「溫情與敬意」之本旨。事實上余文所討論的是新儒家,不是熊十力,因此不須以熊十力的表現來作為新儒家的人格典範來加以批評。何況對熊十力的人格仍然可以有正反兩邊乃至多層次、多角度的識認呢?

 

我認為要解決錢先生是否列屬新儒家的問題應看治學者的基本態度:治學不能氾濫無歸,而必有所宗主。固然,有宗主不一定有思想體系;要建立體系必須有宏觀器識,並有相當精細的思辨能力,方能通貫各種問題。因此建立體系者多以讀哲學或治義理者為主,但不必要求所有治學者均須建立體系,這太嚴格。若從中國學術傳統說,一般有新見者亦多不居功,所謂「莫謂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道」如有普遍性,何必著我相?何必非我見者不為「道」?若於此一念徹入,則傲慢可息。言語皆糟粕,真正有成的是對文化傳統有承擔、有貢獻,而不在個人的名聲、地位。張載雲:「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以中國學者真正要作的事業是傳承、是教育,而非建立一系統以取代古人。這一點,我以為錢先生與當代新儒家無以異。守傳統文化,以開新,在漫天風雨之中,尤須有堅忍之志。張灝認為:新儒家的產生是中國思想家對文化認同危機的回應,在西方新的價值觀念衝擊下,原有的生活秩序解體,於是引致生存意義的虛無;中國讀書人必須重建新的人生意義。若是從具體問題著眼,則是如何在傳統文化中涵攝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以超越困境,創造未來。這就是中國當代讀書人的共同使命,共同課題。錢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我想何嘗不是回應這一使命和從事著這一工作?余先生說:錢先生學問的宗主在儒學,而且是「他終身尊奉的人生信仰」。我想憑這一點已足夠使錢先生入于新儒家之列。正如余先生說:「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幾乎找不到一個嚴格意義的『保守主義者』,因為沒有人建立一種理論,主張保守中國傳統不變。」(余著書頁四十)錢先生自己也說:「餘所論每若守舊,而餘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國史新論》再版序)可見這是當時深入中國文化者的共識。

 

當然,課題可變,後起者亦不一定困守張灝所言之課題,而決不有礙於其為新儒家,只要他能肯定中國文化之價值而加以繼承、挖深,推進以回應時代問題,我認為即是新儒家。至於由肯定中國文化的再生的價值,進而在史學、哲學、或文化人類學方面找尋根據,那是學者的專業。學術訓練不同,所見自有殊異,這是知識層次問題,不足以構成基本立場上的相背。新儒家的標準只要不限在一二人身上,而置於歷史洪流中,則凡以儒學為宗主,並致力於其更生事業,即是對道統負責。無論其知識專業為何,亦無論其社會之名位為何,只要其態度堅定,只要其有所推動,都是這一個時代的新儒家。至於其學養與具體成果不同,無足驚怪,反而可以視作此歷史大洪流中的浪濤。「長江後浪推前浪」,守護者豈能以其知識自限?

 

 

 

 

                                                                 *本文原刊《星岛日报》,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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