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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思想世界

本博客為霍教授的學生開設,與網友一同分享霍教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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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分子與中國讀書人[霍韜晦]  

2012-07-30 10:56:43|  分类: 時代反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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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人有知識,在西方,被稱為「知識分子」(intellectual)或「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他們除了擁有知識之外,還要關心社會,敢於面對強權,甚至政府的不合理政策進行抗爭,以爭取公道。這是一種探索真理的精神。知識分子要向真理負責,本來就是西方的文化的傳統。在真理的召喚之下,西方的知識分子絕不妥協。所不同者,過去(十八世紀前)是探索自然世界為主,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現代則注意社會問題,分擔建設公義社會或公民社會的責任。由於現代的民主政府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所以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便成了政府政策的監督者與批評者,以保障人民的權益,成為公正的代言人。他們的言論,非常值得市民尊重。

 

公共知識分子的沒落

問題是:這些公共知識分子要履行他們的責任,要發表他們的意見,只能通過大眾傳媒,如電視、電台、報紙等,這就不免被市場化。在消費社會中,一切文化活動都要得到市場認可,要符合大眾品味,於是一切有遠見、有質素的見解只能被封存起來,於是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變成取悅大眾的人,失去了維護真理的初衷。這一點,近年有一本書《公共知識分子之沒落之研究》(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 A Study of Decl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已指出,並作了深刻的剖析。作者慨嘆這是公共知識分子質素的下降,他們的風骨正被市場侵餂。

 這種情形,正和中國的讀書人一樣,同樣被現實扭曲。所不同者,中國讀書人的委屈來自政治的居多,現代知識分子則是來自經濟的壓力。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其實在背後還藏著一個巨大的體制,個人根本無能為力。薩伊德(Edward Said, 1935-2003)說:知識分子最好能保持著一種流放(exile)的身分,意思是不要投身於任何建制中,這樣才能以獨立身分向當權者說話。但現代社會的各種建制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為嚴密,你參與,你就要遵守各種各樣的遊戲規則,根本「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語),你能找到一片土壤去流放自己嗎?你能脫離體制或脫離市場嗎?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講到底,知識分子還是須要一張「皮」。

 

社會的庸俗化

   由於消費社會所重視的是價值交換,金錢起著最大的媒介作用。掌握金錢、掌握財富就等於獲取一切價值,它不只關係著個人的榮辱得失,更關係到整個社會、國家民族的命運。人人都追求財富,整體則追求GDP。你要提高GDP,就要催動消費,加速交換。在消費社會之下,人的身分和人的關係都重新調整。最簡單的,就是「以客為本」,以消費者為尊。

 

公共知識分子與中國讀書人

   消費社會和民主社會為甚麼會走向庸俗化?背後所隱藏的其實是「人權」和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權益」概念。學校把權利過渡給學生和家長,醫院則把權利過渡給病人和家屬。為甚麼?因為他們付款。為付款的人服務,政府公務員也不過是公僕而已。人民有權要求,有權查賬,有權監督,有權追究。這已經不是對不對的問題,而是事實上社會已經這樣做。薩伊德為甚麼要求知識分子要在建制外批評政府,刺激公眾對社會現狀的關懷?就是要踐行人民的權利,知識分子應以他的專業訓練、知識水平來扮演這樣的角色。「人權」,變成雙刃之劍:一方面引導人走向公義,一方面也會令人走向自私,形成一上下掙扎之局。如何解決?正是難題。

薩伊德賦予知識分子這樣神聖的責任,很難得。我認為這不只是西方文化「權利」觀念的踐行,而是良心的覺醒。換言之,這種對社會公義的承擔,決不是由「人權」或「權益」的概念就能推出的,它是另有來源。它來源自哪裡?我認為來自生命的不忍之情,也就是性情。人有惻隱心、承擔心、付出心、與知是非之心、向善心,亦即孟子所說的仁、義、禮、智之四端,皆非東方人所專有,而是具有普遍性,在危難之際自會湧現。所以我說這是性情,而非抽象理性所建立的人權。不過這問題關係到中西文化的大體系、大動脈,暫不多說;我只想指出西方所提出的「公共知識分子」與中國傳統讀書人,是非常接近的概念,他們所塑造的人格都是承擔公義的,都是勇於行動的。所不同者,是在最高的價值嚮往中,西方公共知識分子強調「義」,即合理性,中國讀書人則強調「道」,更有超越性。歷史、哲學不同,文化畢竟有差異,由此產生的人物自然亦有毫釐之別。

 

近代知識分子的沒有空間

   近代知識分子的沒有空間,東西方都一樣。西方受市場控制,專業隨市場的需要而轉。這是知識的市場化和工具化,過去那種為知識而知識的求真理的精神已經被扭轉了,也可以說是被污染了。中國因政治的力量太大,知識分子必須依附政治,纔能有一位置。幸好這三十年開始改變,但能否還讀書人以自由,讓他們實踐自己的理想?還要等待。不過,中國讀書人已受寃多年,其承擔人類理想的仁義之心一定會被重新認識。現實之所以有障礙,是因為現實上總是有利益纏繞。現實的利益是甚麼?就是權利、財富、名氣、娛樂、享樂……在現實利益未放下之前,人很難公道。但過了幾十年、幾百年,所謂蓋棺論定,事過情遷,當事人都不在了,乃至整個社會、政治的結構都不同了,權力轉換,便可以公道一點,有些永恆的價值便會重新浮現。換句話說,要等到私心放下,私利解開,那時候公道自呈。這就是歷史,也就是孔子著《春秋》的微意。人是向歷史交代的,一般人不曉得,但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知道。

 

表面上現代知識分子有獨立地位,有人權撐腰,又有專業身分,但他的空間在哪裡?雖然有機會向公眾說話,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但正如上文所說,最後還是為市場折腰。若沒有培養知識分子的風骨的文化,知識分子的脊梁還是挺不起。即使有民主政治,政客也不能獨立,他必須以民意為依歸,順從群眾的選擇。政客與知識分子一起向市場妥協,否則沒有政治資本,這真是悲哀。

 

摘自《法燈》34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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